（八月）丙戌，吐蕃尚结赞大举寇泾、陇、邠、宁，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骚然，州县各城守，诏浑（瑊）将万人，骆元光将八千人屯咸阳以备之……（九月）吐蕃游骑及好畤。乙巳，京城戒严，复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咸阳。[85]
到贞元三年，吐蕃平凉劫盟后复寇京畿，其时德宗又使浑瑊等出镇奉天等地，直到年底吐蕃罢军，浑瑊等才各还本镇。[86]
德宗初年环卫不备的教训，以及吐蕃背盟后京畿驻防依旧得部分仰赖外系藩镇的经历，应当促使德宗在大力发展畿外神策的同时，对京畿内的禁军建设也有所措意。据《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神策军条载：
（贞元）六年八月，铸蓝田渭桥等镇遏使印，凡二十三颗。
日野开三郎教授曾据此条认为蓝田县当有神策军镇。[87]如此的话，那与蓝田共授镇遏使印的其他二十二个地区应当也有神策军镇。遗憾的是，除了渭桥外，我们无法确知其他二十一个地点的名称。不过，贞元时代京兆府共有二十三县的事实也许暗示我们，二十三位神策镇遏使可能就是驻扎在京兆府诸县中的。当然，此处的“渭桥”并非京兆府县。不过无论是东、中、西渭桥中的何者，渭桥特殊的转输及军事地位，都可以使它获得驻扎神策军的资格。[88]此外，作为附郭的万年、长安二县也可能并不在此二十三者之中。不过在这里，我仍想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二十三镇遏使即便不与京兆府二十三县一一对应，但也应该全在京兆府内。并且，这些京畿内的“镇遏使”应当全指神策军。[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