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这种“史观”来解释“历史”，揭示“历史”是运动的和有生命的内在本质，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也是第一次。李大钊还强调“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从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史学上所固有的历史观已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撰写《史观》一文时，他已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史学思想史”课程。[10]这在中国史学上也是一个首创。史学思想史是史学史的重要部分，李大钊从阐释唯物史观，考察历史观的历史，到讲授史学思想史，是他深入研究史学之合乎逻辑的发展。李大钊所讲授的“史学思想史”，虽是西方史学的内容，但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国的大学讲坛上讲授，确乎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他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更充分表明他是在讲授中国学人的史学思想了。
2.学术史的发展。“五四”前后，受西学的影响，许多新学科勃然兴起，各种专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1926—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做“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演讲，经门人记录、整理，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名出版。梁启超在此书的《绪论》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