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软禁在省军区招待所三楼把山的一间标准间内，邓宏昌临走时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然后留下两个人就走了。看来我的确有问题，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一连想了三天，也没有人提审我，只是每两小时换两个人看着我，这三天我几乎回忆了我从政以来所有自私的行为，但是自私不等于犯罪，不发现自己的罪过是无法帮助专案组的，于是我反复检查自己的行为，就连自己的言语和内心思想也不放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明白，自己不仅有罪，而且是很严重的罪过，因为彭国梁在案发前曾经交给我一个用透明胶封好的牛皮纸包，他说是零花钱，让我收好放在家中，从那个包的大小看，如果是人民币，大概能有三五万，如果三五万是美元，就相当于人民币几十万，乖乖，这钱如果是赃款，我岂不成了窝藏犯？
想到这儿，我愈发紧张起来，但转念想起孔子曾经说过：“假如他爹偷了人家的羊，他去不去举报呢？假如觉得一定要去，就很不孝啊。”连孔子都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与彭国梁虽非父子，但情若手足，我若将这包东西交出去，虽与孝无关，但与“义”有关，既然连孔圣人都提倡“亲亲相隐”，我怎么能做落井下石、揭发出卖领导的事？其实“亲亲相隐”就是西方三大法系提倡的“容忍制”，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我私下里认为，亲人不招供，就判窝藏罪，这是最无人性的。我虽不是彭国梁的亲人，但我是他的贴身秘书，相当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基本符合“亲亲相隐”的范围，为此，我打定主意坚决不干揭发出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