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虽只是当时人对当时事的记录，而无对于以往历史的追寻和叙述，但从中国史学的产生来看，却不失为最早的历史记载而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甲骨文和金文记事，有一些是包含了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或事件）的，这是初步具备了历史记载在记事方面的要求。甲骨文如：“癸亥卜黄贞，王旬，亡尤，在九月，征夷方，在雇。”[14]金文如：“隹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宫，遲大室。鬲从以攸卫牧告于王曰……”[15]这后一种记事形式，在稍后的史学发展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第二，这些记载本身虽然不是对于历史的考察，但它们却为后人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20世纪以来，人们根据二三十万片甲骨文资料（50年代以来又有西周时期甲骨文的发现）和二三千件金文资料，对于殷、周时期的生产状况、阶级状况、国家制度、王朝世系、意识形态等，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对于揭示中华文明的发端，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科学成果的郭沫若在讲到关于殷、周彝器研究的价值时指出：“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资料，特别是那些铭文，那所纪录的是当时社会的史实。这儿没有经过后人的窜改，也还没有甚么牵强附会的疏注的麻烦。我们可以短刀直入地便看定一个社会的真实相，而且还可借以判明以前的旧史料一多半都是虚伪。我们让这些青铜器来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16]第三，甲骨文中所记对于祖先的祭祀和世系的排列，金文中所记“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观念，反映出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们自觉的历史记载意识的萌芽。甲骨文、金文的记载作为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历史记载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