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认为，抽离化机制也与人类认同形成交互关系，带来了危机，也提供了新契机。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派生出现代性制度动力机制中的第二动力即抽离化机制(“脱域”机制)。吉登斯明确指出，抽离化就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①。也可以说，抽离化就是使社会关系以及人们的行动从固定的地方性的场景中“脱域”出来，然后再次实现社会关系的重组。抽离化机制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象征标志”,具体是指“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①。第二，“专家系统”,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组成的体系，他们的活动与影响范围不局限于专门的技术知识领域，这种专家系统在社会活动和个人生活中无孔不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抽离化机制是个体与最具现代性特征的社会体系接触和交流最为频繁的重要关口，是个体从体系获得的一般印象甚至整体认识，也包括体系向个体宣传自我理念并获得其信任，从而塑造应有权威的关键。因此，抽离化机制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口，为人类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当然，这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糟糕的。但是，如果在这个交叉口上，无论是国家、社会体系或者个体做到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将会变得更加容易，沟通也会更加有效，新的人类认同也变得易于实现，抽离化机制就是这样一个极佳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