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单个国家基础教育领域政策与制度。吴忠魁教授介绍了日本文化立国战略与基础教育改革的新发展，包括加强中小学教育改革，强调“心的教育”和适应每个学生个性与能力的教育，重新制定了课程标准，开展青少年社会体验、自然体验和创造性体验等活动。作者认为，知识创新对个性教育的要求，物质富裕对精神和文化的需求，推动了日本中小学教育改革。⑤高益民教授梳理了日本《义务教育标准法》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影响。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义务教育之所以实现了均衡发展，是因为1958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标准法》在半个世纪以来与《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等法律相配合，为中央财政支持义务教育提供了可操作的机制，甚至实现了国家对落后地区更多的教育投入。①此外，梁忠义先生的《日本教育发展战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张德伟教授的《日本教育特质的文化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也是研究日本教育的代表性成果。肖姓和王义高的《俄罗斯教育十年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总结了俄罗斯独立后第一个10年的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