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黄绍箕致函汪康年称赞《时务报》“至美至美”,并表示愿意帮助扩大该报在湖北地区的发行。而张之洞的幕僚叶瀚在读到《时务报》第一册之后,也致函汪康年称赞梁启超“大才抒张”,为不可多得的办报天才。郑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说:“《时务报》灿烂而出,如挈白日,照耀赤县,可谓杰哉!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慨。”正在“重庆舟中”的吴樵在收到《时务报》第一册之后,“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我辈亦当互相称庆。”总之,《时务报》的出版发行,在全国各地都获得了良好反映,大受欢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销行达万余份,为中国有报馆以来所未有之盛况。
《时务报》的畅销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梁启超的文笔与思想应该是《时务报》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一册之后的每一期里,梁启超除了连载他那篇具有变法纲领意义的《变法通议》外,他还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如《波兰灭亡记》《古议院考》《戒缠足会叙》《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说群自序》《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等,都对国人产生过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在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中,梁启超从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的原则出发,强调中国之所以落后,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办法,是政治体制上不如人,中国自秦王朝以来的两千年间,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严密,皇帝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制约,历代皇帝为了独揽大权计,不惜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结果便是举国上下了无声息,人人自畏。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办法最典型的表现。而西方近代则不然,西方近代鉴于中世纪的黑暗,高度注意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取决于公论,人人有爱国之心。由此,梁启超强调,现在的中国虽然民智未开,不宜骤设议院,但由君权向民权逐步过渡,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