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举借外债的情况而言，地方自行举借外债者明显增多，外债权下移渐成定势。在镇压太平天国之时，某些地方当局为保障军需，已在清廷默许的情况下举借外债济急。如1861年，清军淞沪防军因军饷急需，由上海道台吴煦经手，以江海关出票担保，向洋商借款30万两。1862年，吴煦又为江苏防军向洋商借款254055两；同时，福建巡抚瑞瑸和徐宗干向洋商借款3次，共计504880两。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无论是清朝的地方当局还是中央政府，举借的外债开始明显增加，而且债期增长。
据现有研究，在1865-1894年间，清朝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共计举借外债31笔，除了少数几笔为朝廷直接借款之外，其余大多数为地方当局经朝廷许可而举借。1865年，清中央政府向英国借款1431664英镑，债期20年；同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奉命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福建法籍税务司布浪闻讯，即以“助饷”为名，兜揽贷款。左宗棠随即奏陈清廷，欲借洋债以筹军需。清廷交军机大臣就此“详细筹商”，“相机办理”。从此，地方大吏经朝廷认可以举借外债筹集经费的做法，可以说已成为一种定策。1866年冬，左宗棠率军从福建前往陕甘，援引“由关督出印票，督抚加印，向洋商借银充饷成案”，奏准举借外债。嗣后，清廷屡以“陕甘需饷孔殷，各省协解，恐不能如期，停兵待饷，于剿贼机宜未免延缓”，一再授权左宗棠举借外债；左宗棠则责成设在上海的采办转运局委员胡光墉办理，向外商行号筹措借款，习称“西征借款”。这个名义下的借款从1867年（同治六年）起到1881年（光绪七年）共举借6次，总计达库平银1595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