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有关的选集和单行本。如此大规模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新中国建立后才能做到。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建设，当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基本建设。
通过学习、讨论、批判，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域扩大了，水平提高了。在旧中国被禁锢的、只能在各种隐蔽形式下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现在成为大力提倡的了。这样，就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新的成绩[2]。
应当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唯物史观，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来说，都经历了严峻的、艰苦的过程。例如，侯外庐在1949年4月至195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期间，鼓励教师们积极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一句话写成条幅，挂在历史系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他书写条幅勉励教师：“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3]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鼓舞着史学工作者进行历史观点的这一深刻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