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所其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9]
在王夫之看来，《资治通鉴》虽然重在讲“资治”，但他对“治之所资”或“为治之资”的认识已具有十分广泛的含义了，其中不乏辩证的因素。同时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事”“民情”及为官之本、治学之途、个人修养等多方面的内容，所以它已远远不止是最高统治者的读物而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了。他的这些认识，反映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史学遗产在价值观念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