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反复申论，要重构中国文化，创造能适应时代条件的新文化，应当首先确立一个根基：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本原。他认为，我们必须“先肯定中国文化之一切价值”，才能谈接受西方文化的问题。“在评判中西文化之长短时，吾人之标准，亦不能离开中国思想之根本信念。”[61]唐君毅之所以有这种思路，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有着高度的信心，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深情。他坚信，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永不磨灭，“如人类存在，吾绝不信此价值可被磨灭，而为人所抹杀”。“吾不信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在本原上，有何不足。”
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的同时，唐君毅也“不讳言中国文化之短，以至强调吾人之短，以便改过”。他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近代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因而中国未能实现现代化。他还认为，较之西方文化的长处，中国文化的根本缺点是缺少金字塔和十字架。中国文化精神覆天盖地，但缺少一座由地达天的金字塔。同时，也缺少能经纬人的精神的十字架。而人无十字架可负，精神就难免收敛而入睡，如矗立之伞不能撑开。因此，有必要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以撑开此伞。他还指出，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的精神中，缺少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的精神。“圆而神”的精神，不偏执于任何文化理想，灵活变通，有其好的一面。但这种变通、不偏执的精神，往往容易受自然生存欲望的牵累，而流于圆滑虚伪。中国社会的伪君子多，苟活者众，皆与此有关。因此，中国文化必须接受西方文化的“方以智”（执著于理想，注重理智）的精神。“吾人今日必纳方于圆，以撑开此伞。或由中国文化精神之圆中，化出方来。”[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