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新篇）中指出，理政关键在于一、设法；二、用人。二者都要“得其当”，否则，“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这样，他就从资产阶级的法治角度出发，对传统的“人治”进行了怀疑，进而得出“必于立法之中，得乎权济”，把法治摆在人治之先。他的立法，是要从风、法、刑三方面人手。风，即教育；可以说是以资本主义文明来感化落后的民众，“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见闻之精”。他尤为强调：
立法之人，必先经磨炼，洞悉天下人性情，熟谙各国风教，大小上下，源委重轻，无不了然于胸中者，然后推而出之，乃能稳惬人情也。（《资政新篇》）
法之质在乎大纲，一定不易；法之文，在于小纪，每多变迁。（（资政新篇））
这种对立法与司法的见解，反对刑讯通供、反对封建的酷刑等等，都有了一定的民主性的进步倾向。
洪仁歼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非偶像、反迷信，反对神权统治；对礼法名教、旧仪习俗，均一一予以揭露，从而引入了不少新的政治观念，这都是他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正如他自己说的：“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
可惜，像他这样对西方先进社会有较多、较深了解的人，却未能得到施展其宏图大略的机会，没能冲破封建的羁摩，纵然“志顶江山心欲奋，胸罗宇宙气潜吞”，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终于“出师未捷身先死”了。